外媒：许多非洲人正在离开广州
导读： 在这里打拼的许多非洲人发现，赚小钱不像当年那样容易，做生意和日常生活也遇到不少困难，也许现在到了跟广州道别的时候在这里打拼的许多非洲人发现，赚小钱不像当年那样容易，做生意和日常生活也遇到不少困难，也许…
在这里打拼的许多非洲人发现，赚小钱不像当年那样容易，做生意和日常生活也遇到不少困难，也许现在到了跟广州道别的时候在这里打拼的许多非洲人发现，赚小钱不像当年那样容易，做生意和日常生活也遇到不少困难，也许现在到了跟广州道别的时候
两年前，广州市越秀区的小北一带洲风情浓郁的地方：安哥拉妇女头顶着装满商品的大塑料袋，穿着长袍的索马里人忙着兑换货币，刚果的商人们从中国商铺成批订购内衣，尼日利亚籍的男人们在非洲酒吧里，一边喝着青岛啤酒，一边吃着非洲的特色米饭。
在这片区域，具体来说是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、登峰街、环市中等街区，聚集着许多深色皮肤的外国人，他们大多来自非洲。这里也因此屡屡被外媒关注，经常被形象地称做“巧克力城”或是“广州的布鲁克林”。
不过近期造访这里的CNN记者Jenni Marsh却发现，他眼前的地方变得跟中国其他城市街区似乎没什么两样，不少非洲人似乎正在离开。
按照Marsh的报道，聚居在广州的非洲人群并不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共同体。由于语言、国籍、教和经济能力的不同，他们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群体分化和阶级。有些人已经是小有成就的贸易商，还有一些却仍然在低端制造业从事最廉价的劳动。
不过报道认为，广州对各类非洲人的吸引力似乎都在下降。虽然没有明确的人口数字统计，但无论是当地人还是专家学者都认为广州的非洲人正在离开。中文大学专门研究广州全球化现象的人类学教授 Gordon Matthews 认为：“事实上，这座城市的非洲人数量在明显下降”。
许多非洲国家的人来到广州之后都会推选出本国的民间“大使”，他们会代表自己国家的群体与当地的警方交涉，平息内部纠纷，举办社区活动等等。这些“大使”们还负责记录在广州的本国人数量。
Emmanuel Ojukwu自称自己是在华非洲人的，至少他是尼日利亚社区的“大使”。他表示：“很多人圣诞节都回去了，之后就没回来。”
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“大使”也给出了相似的说法。刚果人“大使”Felly Mwamba告诉CNN记者，2006年在广州大概有1200名刚果人。但现在估计只剩下500人。
在中国生活了13年之后，这位刚果“大使”自己也决定回国了。不过他不认为自己是在走回头。“每个非洲人都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创建点什么”，他还说：“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如何经营小工厂，如何做生意。我们应该返回自己的家园并运用这些知识。”
非洲人在广州的故事一说就是二十年。90年代中期，广交会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前来从事商贸活动。最早到来的是阿拉伯人，之后才洲人。他们发现与相比，广州更适合居住、做生意。由于链式效应，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这里“淘金”。
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中心，珠三角有其独特的经济、地理优势。在这里生活工作的非洲人很多都是国际“倒爷”，无论是像洗衣机这样的家电还是冒牌的里维斯牛仔裤，只要能赚钱，他们都会运到非洲去贩卖。
在21世纪初，这些“倒爷”们把中国的“山寨”版阿迪达斯或者耐克产品从广州运到到非洲，卖出的价格却和正品一样。Moustapha Dieng曾经是塞内加尔空军的飞机工程师，他回忆起当年的黄金岁月：“那个时候（非洲）没人知道中国和山寨货。我们的利润超过百分之百。”
索马里商人索马里商人Ali Mohanmed Ali说，自己的五个兄弟姐妹都去了欧洲，要么开出租要么做保安。但同欧洲相比，东方的机会似乎更多元一些，在中国的非洲人也更具有企业家。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从事非洲研究的教授Adams Bodomo著有《非洲人在中国》一书，根据书中的调查，在华的非洲人中有40%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有些甚至拥有博士学位。这些人来到中国怀揣着的梦想不是当个小市民安居乐业，而是淘金致富。
但是如今，在Jenni Marsh看来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日趋成熟，让来广州和中国经商的吸引力减少了。“中国制造”已经全球皆知，非洲人或多或少都听说中国商品物美价廉，“山寨货”价格奇低，这让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倒买倒卖也变得越来越难做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劳动力的薪资也在逐年提高，商品价格似乎不再那么便宜。中国也对很多违法的山寨品牌进行了打击。身在广州的非洲人们发现，现在总是能听说在越南更好挣钱的消息。
在华经商的非洲人还面对着另一个麻烦——货币。全球油价暴跌严重冲击了非洲的财政收入。为了稳定本国货币，正在不断缩水的外汇储备，尼日利亚、安哥拉、埃塞俄比亚、莫桑比克等国对美元结汇加以。Ojukwu 说“我们在中国用美元买东西。但是现在没有美元了。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”。
尼日利亚商人们倒是可以稍微宽心一点，尼日利亚和中国不久前达成了一项货币互换协议，他们可以直接把在中国赚的人民币存入本国银行了。
中国严格的移民制度是另一个让非洲人打退堂鼓的因素。2013年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国处境入境管理法》开始施行，但不少非洲人认为，这与之前的1986年版本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，或许唯一的变化就是对非法居留、工作的外国人罚得要更重些。
2014年，广州市开始进行一项登峰村的美化整治工作。为保持社区整洁，街头的小摊小贩全部被撤走，这里的警力也增加了。一些非洲“大使”表示，从早到晚都在街上、酒店房间和各种住所对非洲人的护照进行检查。
还有人抱怨自己受到了歧视。他们表示，与非洲人同乘电梯时，总会有中国人捏着鼻子。一位租房给非洲人的中国房东曾抱怨说，自己屋子里“雪白的墙壁”变得跟“他们的皮肤一样黑”。广州一家制鞋厂的女老板在尼日利亚客户走了之后，悄悄告诉CNN记者Marsh：“我不喜欢黑人，我只是同他们做生意而已”。
即将离开的Mwamba也在抱怨中国不给他们建设一片“非洲街”的机会：“看看全世界，你会看到许多，连非洲都有。但是在这里，他们却不想让外国人聚居在一起，像中国人在海外那样生活做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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